原标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组：一些脱贫县存在债务风险

　　新京报快讯（记者 王姝）今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九次会议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专题调研组关于脱贫攻坚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时，谈到了脱贫攻坚存在的突出问题，算账脱贫、突击脱贫甚至虚假脱贫现象仍不同程度存在，一些贫困县负债推进工作，存在政府债务风险，脱贫摘帽后还本付息压力极大。

　　打赢脱贫攻坚战，到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向全世界和全国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2018年5月至12月，曹建明、吉炳轩、武维华三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带队，分别赴四川、青海、山西等16个省区开展脱贫攻坚实地调研。

　　今天，武维华作报告时表示，调研发现，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2018年，全国有1386万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预计有280个左右贫困县摘帽。2018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至1660万人，累计减少8239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的10.2%下降至1.7%，累计下降8.5个百分点。

　　武维华表示，脱贫攻坚战虽然取得了决定性进展，但随着脱贫攻坚逐步向纵深推进，深度贫困问题凸显，攻坚难度递增，工作中也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实际困难和突出问题。

　　问题1：财政兜底压力大

　　“当前，脱贫攻坚已进入了啃硬骨头、攻城拔寨的冲刺期，剩下的都是一些贫中之贫、难中之难，虽然贫困的绝对人口在减少，但脱贫攻坚的任务仍然很重，难度在增加。”武维华说，贫困人口基数依然较大，财政兜底压力大。

　　截至2018年底，全国还有农村贫困人口1660万人，约400个贫困县，近3万个贫困村，数量仍然不少，且尚未脱贫人口中，长期患病者、残疾人、孤寡老人等特殊困难群体和自身发展动力不足的贫困人口比例高，且越往后比例会越高，这部分人中很多需要依靠财政兜底才能实现稳定脱贫，保障性扶贫特别是财政兜底的压力越来越大。如河南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因病、因残致贫占比超过72%，无劳动能力者占47%，65岁以上老人占26%。

　　问题2：产业扶贫“项目单一、同质化”

　　武维华表示，各省区普遍存在产业扶贫项目单一、同质化的现象，后续发展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如山西省大力发展的核桃、大枣产业，近两年市场价格已经大幅下降。

　　“乡村旅游扶贫、电商扶贫等新兴扶贫产业发展基础仍较为薄弱。”武维华说，例如广东省乡村旅游产业同质化和区域旅游同构化的现象突出。新疆、青海、甘肃等省区电商扶贫面临着物流费用高、人才缺乏等问题。“调研中，各地普遍反映，经过多年的扶贫开发，比较容易脱贫的地区和人口基本已经解决，剩余的贫困人口既难找到适合的扶贫产业，又难参与到扶贫产业中，通过产业扶贫在2020年底完成预定脱贫任务有一定难度。”

　　问题3：各地不同程度存在孩子辍学的问题

　　在调研中，各地普遍反映，当前已经总体稳定实现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但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做到保障有力还存在不足。

　　以义务教育为例，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义务教育阶段孩子辍学的问题。四川、云南等省部分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滞后，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极差。如四川凉山州尚有10个县未通过省级义务教育督导评估，寄宿制学校“大通铺”情况严重。

　　再如住房安全，一些易地扶贫搬迁项目重搬迁轻扶持，配套产业和促进就业没跟上，后续脱贫缺乏支撑。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易地扶贫搬迁入住滞后，搬迁入住进度和竣工进度不相匹配的问题。如西藏全区易地扶贫搬迁点开工率达100%，竣工率超65%，但入住率只有44%，竣工后空置率达21%。

　　问题4：扶贫资金监管粗放

　　武维华表示，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打着脱贫攻坚旗号大举发债的倾向。广东反映，有的地方对社会扶贫资金管理滞后，资金使用不合规。

　　“金融扶贫政策仍需完善。”武维华说，西藏反映，金融扶贫存在结构性信贷难问题，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获贷难。有的地方扶贫小额贷款用途监管不严，未能有效助推产业发展，有些贫困户将扶贫小额贷款用于建房、买房或装修房子，有些贫困户将小额信贷用于投资入股分红，但未参与企业生产和管理，存在风险隐患。如调研组在山西、青海等省发现存在贫困户将扶贫小额贷款借给龙头企业或合作社使用的情况。

　　问题5：“算账脱贫、突击脱贫”仍不同程度存在

　　武维华强调，调研中，各地普遍反映，当前脱贫攻坚工作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急躁和厌战情绪以及消极腐败现象仍不同程度存在。

　　一些地方落实中央扶贫部署仅注重关注短期效应，对脱贫后的工作研究重视不够。有的地方脱贫后就脱管理，动态调整工作不扎实，没有及时将返贫户重新纳入帮扶。扶贫领域违规违纪现象时有发生。极少数地方基层干部在贫困户识别和帮扶过程中仍存在优亲厚友以及截留、挪用、侵占、贪污扶贫资金等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群众意见强烈。

　　“形式主义仍然存在。”武维华称，当前，各省区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算账脱贫、突击脱贫甚至虚假脱贫现象，同时“等待观望”、“应退不退”等苗头性问题渐显，“急躁症”和“拖延症”并发。各地普遍反映，一些评估和检查过于形式化，甚至带有地方攀比的色彩，甚至在一些地区的省际或地区内部交叉检查中出现负向激励现象。广东反映，在实际工作中不同程度地存在“三多三少”（填表报数多、研究工作少；检查考核多、对症下药少；会议部署多、行动落实少）的现象。

　　问题6：不少地方存在政策性返贫的风险

　　“巩固脱贫成果任重道远。”武维华称，贫困地区摘帽退出后仍将长期处于经济欠发达、发展相对落后的状况，持续稳定增收基础仍很薄弱，自我发展能力不强，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少地方脱贫群众的收入构成不合理，转移性收入占到50%以上，经营性收入占比不到20%，属于政策性脱贫，增收渠道狭窄，存在政策性返贫的风险。如青海省藏区农牧民转移性收入占比达60%以上。四川凉山州反映，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外出务工人员找不到工作返乡现象开始出现，转移就业和增收难度大，一些靠外出打工脱贫的贫困人口再次返贫。

　　不少脱贫县存在债务风险。一些贫困县负债推进工作，存在政府债务风险，脱贫摘帽后还本付息压力极大。如贵州省赤水市在脱贫攻坚补短板上的投入高达388亿元，后续还清欠账压力极大。

　　“目前，各级干部到贫困县乡村‘挂职’‘包村包户’等都是暂时性措施，人力资源短缺问题在贫困地区仍普遍存在。受生活条件、个人待遇、工作环境等因素影响，优秀人才不愿来、也留不住，专业技术人员比较缺乏，特别是医疗卫生、教育等部门的人才严重短缺。”武维华称，如甘肃省甘南州的迭部县在2010年和2011年先后面向全国招录了79名紧缺学科的教师，并在住房、安置补贴等方面提供了很多优惠条件，但目前已有40名先后辞职或调离。

　　新京报记者 王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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